遙想2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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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還與香港新加坡韓國在伯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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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遠把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拋在腦後。但根據財經媒體的報導：相同職場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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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階主管的年薪不但比不上昔日四小龍夥伴與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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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還落後於印尼、馬來西亞。甚至越南的基層勞工的起薪也已接近1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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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管理幹部薪資則已接近台灣廠的水準。台灣的低薪現象所衍生的憤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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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本次國民黨選舉大敗的主因之一：貧富日漸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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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多數人的工薪階層早積怨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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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理解在生活已經日漸拮据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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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為何還放手讓油電雙漲，加上年輕人謀求合意職業不易，不滿現況之下，只能找執政黨出氣。事實上藍綠政黨在經濟政策上並無顯著差異，即使2016年政黨再次輪替，也難有太多的差異。甚至國民黨在經濟政策上較民進黨顯然較為開放與進步。那麼，低薪惡性循環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裏？首先，新台幣貨幣長期被低估，目的是以抑制進口鼓勵出口。但若轉變成以實質購買力的貨幣平價國民所得來看，台灣的所得其實不低。甚至超越日本與韓國。但一旦以名目匯率轉換，台灣的所得與物價均不可思議的低價。因此，中央銀行將新台幣長期低估以鼓勵出口的思維，或政府急於營造有價格競爭力的低成本製造業環境，以吸收台灣廠商鮭魚返鄉的思維，恐是雪上加霜。其次，外來競爭不足。近年台灣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年年墊底。其結果是對本土台灣廠商在人力資源的競逐上缺乏有效競爭。坦白說就算是對大陸開放服貿協議，也不見得有多少大陸廠商願意前來市場規模與潛力皆小的台灣投資。更何況台灣社會還以保護島內弱勢中小企業生存為名關起大門。使得陸商藉服貿協議來台創造雇用的可能也消失殆盡。另一方面，在台灣製造業廠商大量外移的過去15年，台灣還繼續在大量進口更低價的外勞，導致低薪勞動力過度供給，另一方面卻有效需求不足。坦白說：廠商雇用不到勞動力，不正是因為價格太低導致勞動的供給意願不足？相反地，政府應該做的是創造人力資源的短缺以引導勞動力的價格上漲才是。最後，企業主不願意回饋與利潤共享。台灣近2年許多企業其實獲利皆超往年，卻吝於調薪，台灣滿街的豪車豪宅，就是此一社會貧富分化日益懸殊的明證。企業主還振振有詞，抱怨政府對員工的福利與保障已經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不肯與勞動員工分享企業經營成果。與此同時，政府的決策太在意企業與資本家的需求，這現象有其系統性的因素。例如，選舉需要耗費大量的金錢，議員往往需要財團的支持，從而成為財團的代言人；而政府在解決經濟問題時，也過度依賴財團組織而成的「建言會」提供建言。使得政府的決策逐漸往資本家傾斜，特別是在尚不透明的兩岸商機上成為各方勢力覬覦的目標，使得多數的工薪階層未能直接分享到台灣的經濟果實。人不但是重要生產要素，也是消費主力。壓制工資最終傷害的是整體經濟的質與量，促使經濟體長期停留在低階的低附加價值層次。我們的下一代在海外農場採草莓，在賭場飯店當服務生，台灣人成為廉價、苦力的代名詞。真是情何以堪？南韓有強大的工會力量與廠商議價，因此南韓的薪資上漲速度較快。但在台灣經濟運作的機制中，幾乎沒有任何調薪的努力與設計，久而久之，企業究竟是不願加薪、還是無能力加薪，已經難以辨認。其實歷史上的國民黨是一個中間偏左，扶助工農的政黨，若馬政府敢於健全工會力量，或學習過去的新加坡與現在的大陸越南，啟動強制調薪機制，迫使企業回饋較多的利益給員工，則今日一切可能大不相同。猶如當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翻版。毛澤東藉著土改分田有效動員工農群眾的積極性而獲得最後的勝利。為維持台灣社會的穩定、改善貧富分化，消弭仇富與反中的社會氣氛，馬政府應有更積極的作為。（作者為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