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思慢想》譯者、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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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大三修「經濟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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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就是「人是理性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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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高興看到康納曼在《快思慢想》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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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宗明義強調人不是理性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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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知道人不理性，所以希望找到方法，讓人理性一點。
人不理性，洪蘭提到，家人最近為了超市特賣，消費滿額送馬克杯，想要去撿便宜。「家裡缺馬克杯嗎？」她問，得到的答案是「不缺，但是不拿白不拿」，人無法抵抗免費的東西，既然人有這麼多偏見，該如何做理性決策呢？
《快思慢想》書中，對於經濟學最常處理的效用/幸福（well-beings）議題有特別著墨，發現人類的快思系統，記憶自我常常凌駕經驗自我，近期或深刻的記憶，常常抹煞掉整個過程的經驗總和，偏好和決策是被記憶塑造的，但記憶可能出錯，換言之，民眾可能無法依據過去的記憶，去衡量它的幸福感。
這樣的結論讓洪蘭質疑，人的幸福感一直在改變，是否真有能力對重大的公共政策做決策，如果一個人的決定較容易受到「偏見」誤導，多數人決定的東西，不見得是對的，就像民粹不能治國一樣，難道多數人決策一定比較好嗎？
對此，康納曼認為，對於一些未知的東西，例如醫療與公共政策（例如手術後的康復狀況），醫師與政府能夠做的，就是提供民眾過去經驗，協助民眾判斷可能的結果，你可以提供這些資訊，幫助民眾決策。
《快思慢想》書中提到，騎車不戴安全帽，從自由主義者角度，是個人選擇自由，但對行為經濟學家來說，自由是有代價的，代價不僅由做出壞選擇的人自己承擔，連帶的讓其他人或社會，間接承擔不少代價，老百姓通常需邀外界協助，才能做出更好決定，這也就是自由主義溫和專制主義興起的原因。
康納曼表示，從統計上顯示，懲罰帶給受測者的效果，往往比獎勵有效，但這樣的結果，是否適合用在教養議題上，他在這方面並不是專家，除心理因素外，還必須要考慮到文化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