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悲愴後遺症1.歷史斷裂從1920年新民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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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第一次提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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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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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同團結的台灣文化協會不斷啟蒙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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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巡迴演講達三百多次以上；代表「台灣人唯一喉舌」的台灣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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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吹響激勵民眾的進行曲」；因二林事件而迅速興起的農民運動，在台灣農民組合的組織與帶動下，掀起請願與抗議的高潮；台灣的工人運動由於受到農民運動的影響，以及1927年台灣鐵工所事件的衝激，也吹起「台灣勞工進軍的喇叭」，及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工人運動也邁入統一的新階段；此期間青年運動勃興，學生罷課時有所聞，婦女也發出解放的怒吼，當抗日運動發展成為一種社會大眾運動，蔣渭水排除困難所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又致力成為「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當此歷史走向形勢大好之時，由於蔣渭水的逝世，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力量的興起和九一八事件的爆發，整個持續高漲的抗日運動，卻有如蔣渭水「大眾葬」葬儀剛要出發的天氣一樣，「天候忽變，暗雲迷空」。從1930年代中，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中，在大約20年之間，台灣社會經歷兩次空前的變局：一次是在日本統治下，為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總體作戰的需求，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所推動的皇民化運動；另一次則是在台灣光復後，負責接收台灣事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由於統治失當，民心盡失，不到兩年，在台灣所激起的二二八事件。對當時正值青年邁向新生代或中生代、且正要在歷史舞台上扮演角色的那個世代台灣人而言，這兩大變局的影響是全面的，深遠的。由於這兩大變局，自蔣渭水世代所開展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洪流，幾乎面臨「斷裂」，走到「歷史終結」。那個世代的代表性人物，在那淒苦而悲涼的歲月，不少人犧牲了，他們為歷史掩蓋；不少人為時局所困，噤聲了或雌伏著；不少人迫於無奈，鬱鬱而終；也有不少人奔向中國或日本，為台灣尋找出路；當然也有人為了權位與名利，不惜扭曲人性，成為政治小民；但也有一些人在文化、醫療、教育、企業等領域內，默默堅持，展現出世代生命的韌性與微光……。從皇民化的前山有如爬坡，到二二八的後山有如攀壁，整個世代的命運，正如台灣俗語所說：「前山未是崎，後山崎像壁」。這兩大變局刻劃出台灣的悲愴年代。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一書指出：「皇民化運動……為台灣人的心靈製造了無以言喻的傷痕……使文化傷害更加深化。」而台灣在光復之後所面臨的處遇，陳芳明說：「這是一個歷史過渡期，也是一個社會轉型期，更是一個文化衝突期。」「戰後初期的文學活動有兩個重大議題考驗著台灣作家，一是語言使用的問題，一是文化認同的問題。」但經過二二八「鮮血的洗刷之後，台灣都陷入寫作停頓的狀態」。「驚惶、畏懼、消極、不安的情緒瀰漫整個社會，對於作家而言，這種感受尤為深切。所有文學刊物都被查禁，日語使用全面禁絕，日據文學傳統至此宣告中斷。」「面對殘酷的政治現實，所有日據作家都停止文學創作」，「台灣文學史的雙重斷裂，亦即抗日文學與五四文學的傳承，在二二八事件後便發生了。」2.人才斷層二二八立竿見影而又深遠的影響，不僅是歷史斷裂了，人才更斷層了。依《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提供一份「二二八事件台灣菁英蒙難一覽表」：
二二八事件台灣菁英蒙難一覽表(圖表/黃煌雄提供)
這些菁英，都是二二八事件早期的犧牲者，包括政治界有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北市、屏東市、高雄市、嘉義市、基隆市等參議員；司法界有律師、推事、檢察官；醫界有院長、醫生；教育界有大學教授、省教育處副處長、建中教員；企業界有公司董事長、商會理事長；報界有總編輯、總經理；也有畫家、牧師及三青團分團主任等，都是各行各業素孚眾望者；而在1947年4月22日之後，仍有不少菁英相繼犧牲，他們也都是各行各業的代表性人物。這些菁英可說是一個世代人才的代表，他們有些也是蔣渭水世代的同行者，有些更延續蔣渭水世代的精神，但他們都在「悲慟三月」犧牲了。這個犧牲不僅代表一個世代人才的凋落，更導致人才的斷層，為什麼在悲愴年代之後，台灣歷史會陷入冬眠、或瀕臨失聲的階段與過程，都與整個世代的人才斷層有關。3.兩個太陽我在《兩個太陽的台灣──非武裝抗日史論》一書，曾引述當時有思想家之稱的賀川豐彥，在〈兩個太陽輝耀的台灣〉一文，這樣寫著：生蕃有這種神話……太古，台灣島上，有兩個太陽照下，熱得不得了，真是令人抵擋不住，住民之中，有個勇敢的漢子，說非射落一個不能安居，即到欲射太陽的地方。這個好漢，自知欲射到太陽，一代萬不能達到目的，遂即揹負他的孩子，一同動身。他揹孩子上射太陽的長途，每日不厭辛苦……可惜這個漢子，到了中途，不堪山川跋涉的艱難，一命歸陰。他的孩子幸喜遵守父親的遺言，繼續前進，果然射落一個太陽，太陽受射之後，忽然縮小，變成一個涼快的月娘。……台灣的政治勢力是內地的延長，但是社會勢力不論什麼都在三百年來居住的漢民族，這個地方，太陽亦可看做兩個。兩個太陽自然過熱……到台灣的內地人，十分之一是官吏，除官吏與其家族，到底有多少內地人在這裡呢？除製糖會社及做茶米的而外，不可不說很少，未滿二十萬人，果能幹出什麼事呢？……日本統治下這「兩個太陽的台灣」：一個在人口上佔少數，但在政治、經濟、教育上卻居於統治地位，屬於大和民族的日本人，構成的是政治勢力的「太陽」；另一個在人口上佔多數，但在政治、經濟、教育上卻居於被統治地位、屬於漢民族的台灣人，構成的是社會勢力的「太陽」。這兩個太陽，不僅同時在台灣輝耀，也同時在台灣對立，所呈現的是民族歧視和差別待遇。這也正是蔣渭水世代投入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時代背景和動力所在。二二八之後的台灣，也呈現出「兩個太陽」的現象：一個是在人口上佔少數，但在政治、經濟、教育上卻居於統治地位的外省人，構成的是政治勢力的太陽；另一個是在人口上佔多數，但在政治、經濟、教育上卻居於被統治地位的台灣人，構成的是社會勢力的太陽。這兩個太陽，不僅同時在台灣輝耀，也同時在台灣對立，所呈現的也是一種歧視和差別待遇。這也正是黨外世代投入戰後民主運動大洪流的時代背景和動力所在。簡單來講，兩個太陽，在總督府時代，指的是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對立；在國民黨時代，指的是外省人與台灣人的對立。隨著台灣民主化的發展，逐步將外省人與台灣人的對立，界定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衝突，其後更將這種「省籍衝突」又界定為「族群衝突」。這是一個漫長的調適過程。一個大的歷史事件的影響，其療傷止痛的過程，往往需要一代以上的時間。二二八之後「兩個太陽」的後遺症，即使四十年之後，到1987年戒嚴解除時仍然揮之不去；甚至到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李登輝仍以「台灣人的悲哀」（指的是二二八之後「台灣人的悲哀」，但不是指從皇民化到二二八悲愴年代的「台灣人的悲哀」）作為總統選舉的主要訴求，因為這是觸及台灣人歷史傷口最敏感、又最有效的動員元素。4.政治禁忌二二八發生之初，台灣省警備司令部曾發布兩次戒嚴令，第一次是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臨時戒嚴，但陳儀隨即發表公報，台北區自3月1日午後十二時起解除戒嚴；第二次是1947年3月9日起台北市戒嚴，3月17日又公報台北市戒嚴命令通用全省各地，直到5月16日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宣布解嚴。但二二八之後，進入白色恐怖階段；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又布告：自5月20日零時起，宣告全省戒嚴，此為第三次戒嚴，一直適用到1987年7月14日才宣告解嚴。在長達將近四十年的戒嚴期間，二二八一直成為台灣社會、台灣人民最神秘、最敏感的政治禁忌。二二八的逮捕、審判、下獄、槍決……「名士們一個個被抓去，沒有一個人可以安心過日子」，吳濁流在《台灣連翹》這樣描述：「整個社會都落入恐怖狀態裡。從被捕者家裡搜取的名片、照片，做為檢舉的根據，大抓特抓。……到朋友家去閒坐，也成了一件可怕的事，萬一這朋友家有人被捕，訪客也可能遭連累。本島人都被逼進這樣的處境當中，人人求明哲保身，非熟識的人不敢往來。」二二八發生時，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翼中，在〈帽簷述事〉這樣寫著：「國軍廿一師陸續抵基隆，分向各縣市進發，陳儀明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又廣播宣佈戒嚴意旨。於是警察大隊、別動隊於各地嚴密搜索參與事變之徒，即名流碩望、青年學生亦不能倖免，繫獄或逃匿者不勝算。中等以上學生，以曾參與維持治安，皆畏罪逃竄遍山谷，家人問生死、覓屍首，奔走駭汗、啜泣閭巷。陳儀又大舉清鄉，更不免株連誣告或涉嫌而遭鞫訊，被其禍者前後無慮數萬人，台人均躡氣吞聲，惟恐禍之將至。」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作家在二二八之後，要大量燒毀個人的相片與文稿，自我封筆，長期亡命，張文環曾餘悸猶存地表示：「台灣人背負著陰影生存下來，而且活得像個笑話，然後默默死去。」這種「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的恐怖政治氛圍所造成的政治恐懼感，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籠罩在每一個台灣人的家庭，每一個家庭見證過或聽聞過二二八的世代，都會以身教告誡自己的子女，＂囡仔人有耳無嘴，政治的代誌毋通插＂。這種濃濃的政治恐懼感，即使在黨外民主運動的呼喚與推動下，至少也要經歷一個世代以上的時間，才得以慢慢地稀釋，並逐步從政治禁忌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在投入公共事務以前，我曾以兩年多的時間，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時，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寫了約四十萬字，包括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因而與蔣渭水世代不少「先覺者」有著難忘的互動。加入黨外運動後不久，美麗島事件爆發，這些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先覺者」，碰到我的第一句話，大都是這樣說：「如果發生在二二八，這些人大概都槍斃了。」二二八發生在1947年，美麗島發生在1979年，三十多年之後，這些參與黃金十年的創造，又歷經二二八大難不死的「先覺者」，第一個直覺反應竟然這麼坦率，可充分感受到二二八對「先覺者」世代的巨大投影。不僅如此，在1970年代後期黨外運動過程上，有如《講沒完的政見》一書所呈現的，在那些每一場都是萬人以上的演講場合上，幾乎所有黨外人士都痛批國民黨的「鴨霸」，批判的聲音愈大，掌聲就愈多，從南到北，幾乎場場爆滿，人潮洶湧，台灣民眾沉醉在批判國民黨的怒濤之中。二二八以後，他們好久沒有聽過這類聲音，他們都變成知名黨外省議員郭國基所說「台灣人六臟欠一臟──膽臟」的一代，他們噤聲了幾十年，現在，看到這些黨外人士在幾萬群眾的面前，竟敢說出多年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敢批判多年來他們想批判而不敢批判的事情，他們壓抑太久了，沉默太久了，他們內心解放了，他們用掌聲、趕場聽演講來表達他們對黨外人士的敬意，並以實際的行動，包括捐錢、買書、買雜誌，表達他們對黨外人士的支持。黨外運動在1970年代後期以後，所以能成為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不可缺少、也不可代替的最主要反對力量，歸根結底，實與二二八對繼起的整個世代所造成的巨大投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987年2月15日，我二度擔任立委期間，以「全面釋放戒嚴體制下的受難者──兼論對二二八的六項主張」為題，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這六項主張是：一、發表正式聲明二、撫慰受難家屬三、追念台灣先賢四、興建紀念館五、公布史實資料六、全面釋放政治犯這六項主張，很可能是立法院有史以來第一位立法委員針對嚴肅性的二二八事件，所提出的嚴正要求；距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已有四十年之久。同年，鄭南榕、陳永興、李勝雄等發起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以演講、遊行、紀念的方式，打破暗夜的哭泣，逐步形成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破除人民心中的恐懼，並打開民眾久被壓抑的心扉，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也提出五項要求：一、公開史料與真相二、平反冤屈與名譽回復三、賠償四、國定假日五、紀念碑和紀念館的興建李登輝在與司馬遼太郎對話時，曾表示：「從前，我們七十歲的這一代，夜裡都難以安安穩穩地睡覺，我不願讓後代子孫遭受此種境遇」；作為總統，李登輝「但願能夠使她（台灣）成為一個可以讓人夜裡安心睡覺的國家。」由於李登輝有這種心願，加上在野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1991年行政院成立二二八研究小組，撰寫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時，李登輝以總統的身分，首度公開向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道歉；同年，立法院通過二二八補償條例，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996年，二二八成為國定假日；1997年，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開館；2011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開館。繼李登輝之後擔任總統的陳水扁與馬英九，在對待二二八的態度上，基本上都與李登輝所確立的方向，保持同向而行；經過三位總統，二十多年以上的堅持與努力，大致而言，台灣已然逐步走出二二八的政治禁忌與歷史幽谷。5.祖國夢醒《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是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最早突破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研究的開山之作，其實際執筆者為葉榮鐘。葉榮鐘對於他們那個世代的漢民族情操，有著深刻的分析：「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統，亦無姻親。除文學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由於這股民族精神的力量，「先覺者」推動抗日運動的兩大「欲求」之一，便是對「祖國眷戀的心情」。這種對祖國眷戀的心情與漢民族情操，台灣人民在歡迎國軍到來以及行政長官公署在公會堂完成接收前後，表現得最淋漓盡致。陳逸松在回憶錄中寫道：「……台北街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風飄揚……顯現出台灣人對祖國的嚮往，正如一個長年被遺棄的孤兒，如今要重回母親的懷抱……沒有任何懷疑，只有一味的純真，滿腔的激情，迫不及待企盼著祖國接收大員的早日到臨……」台灣人民以「迎接王師」的心情等候國軍登陸；而當陳儀一行到達時，「整個松山機場擠滿了歡迎的人潮……從松山機場經總督府到到他的『臨時官邸』，沿途人山人海，夾道歡迎……『這樣歡迎的行列，要比何總司令（應欽）抵達南京的情形，更為熱烈』。」吳濁流在《無花果》這樣寫著：「全市（台北市）像沸騰似的，為了祝賀而把長久匿跡的花燈、花籃、繡彩拿出來裝飾，大放鞭炮，全市已化為歡呼的漩渦了。」「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迎接溫暖母親般的心情，等待祖國軍隊的來臨……」「六百萬島民從戰爭期間的飢餓狀態解放出來，陶醉在勝利和光復的喜悅之中，同時，以一日千秋的心情等待國軍的光臨。」在〈路迢迢〉裡，吳濁流也描述中山堂廣場前激動民眾的心情：「啊！祖國，終於回到祖國了，可以自由了，自由，憧憬了多久的東西啊。從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來，就好比是籠子裡的鳥被放出來，飛到碧空裡一般。一時萬感交集，禁不住嗚咽起來。」「為了慶祝光復，整個台北市在一夜之間被塗成中國色彩，整個台北市彷彿要沸騰起來了，五十年間的皇民化運動，只不過一天就給一筆勾消了……六百萬島民誰曾預料到這一天吧？」但光復後不久，這種齋戒沐浴以迎王師的心情，漸漸改變了。吳濁流在〈波茨坦科長〉這樣寫道：「光復當初的感情漸漸從世間消褪了。照理對祖國的憧憬，對外省人的親愛應該是日漸加深，可是事實卻正好向相反的方向，不滿的聲息日見囂張，到處都充滿對立的感情。」「她想起這種種的事覺得其中隱藏著時代的憂鬱」，「祖國！唉，那是較自己父母還更親的話，她想出了是那個感情凝結起來成為對丈夫的憧憬。」「光復當時那樣熱狂地歡迎的人們，半年不到的時間，那種熱烈的感情不但消失了，反而在他們眼中滿溢著不平不滿的反感，而且對她也帶著一種侮蔑的眼光。」「將過去對日人的感情移向了唐山似的。」隨著接收愈加失當，吳濁流在『台灣連翹』感嘆地寫下：「把台灣建設成比日本時代更好的理想，原來只是一場可憐的夢而已。」吳濁流筆下的祖國，在〈路迢迢〉中有著重大的思維轉變，他寫道：……藤田來台已四十餘年，是少年時隨雙親過來的，期間連一次也沒回過故鄉，所以回去了，難免成為「浦島太郎」，再沒有一個熟人。思源曾為他左思右想。藤田本人還好，至於君子，故鄉只是一種觀念而已，並且她也沒回去過，回到日本，連東西南北恐怕都分辨不出來。如今就要被遣回到那樣的地方，說來實在是不合情理的。易言之，她是個沒有故鄉的流浪人。然而其實她並不是沒有故鄉的。台灣才應該是她的故鄉，可是她卻懵然不知。過去她一定也憧憬過故鄉的，可是到頭來那只是一場美夢，醒來就成了幻境了。……最後他的思想竟脫離了現實，想起台灣人和日本人的事。君子無疑自以為是個日本人的吧？可憾的是她將來回去日本，一定會有置身異國的感覺。這還不算，很可能會被土生土長的同胞目為異端，受到猶如對外國人那樣的白眼。實則她早已台灣化了，只是她不自覺，一心以為自己就是日本人，所以處境難免更尷尬。她不能察覺這其間的微妙矛盾，痛苦也必來得更深重。就是思源自己，情形也很相像。回到了那樣憧憬的祖國的懷抱，可是總覺得心裡頭有個什麼疙瘩。這是因為思源也被台灣化了的故。據老一輩的人們說，故鄉是在叫唐山的地方，而自從祖父那一代起誰也沒有回去過，情形到底怎樣，沒有人知道。縱使現在回去，也只能有置身外國的感覺吧。邱永漢則在〈濁水溪〉這樣分析「祖國夢醒」的心境變化：一直視中國是祖國的我們，……曾經視外省人為解放者而予以熱烈歡迎的台灣民眾，僅僅半年之內就認為他們是侵略者……五十年來，日本在政策上煞費苦心要切離台灣人和大陸的關係，其結果變成我們只能以憧憬的對象來思考中國社會。戰後眼睛看到這個社會時，所有台灣人都發現自己的想像過於天真而驚慌不知所措，但已太遲了。出生醫生世家，從小在日本人的小學校就讀，1964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1996年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彭明敏於日本投降後，在《自由的滋味》回憶錄表示：「一個時代結束了。再來的將是什麼呢？在日本的台灣人將如何呢？台灣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他回到台灣後，所「聽到的大都令人洩氣……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像。」「他們（陳儀等）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把台灣人都當做被征服的人民」；「在日本嚴厲統治半世紀後，台灣人學得了法治的價值」，但「我們的新主人完全不懂這些標準，台灣人常受到輕侮看待」。歷經二二八協商血的教訓，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雖被釋放回來，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他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沒有一發槍聲，更沒有權謀術數……由於蔣經國死亡，也根據憲法的規定，副總統的他，升格為總統」，司馬遼太郎在《台灣紀行》一書中說，李登輝的故事，「只能說是奇蹟」。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曾明白表示「二二八事件對我的思維及理念，產生很大的影響……許多本省籍知識份子，被扣上共產黨員的帽子，而慘遭殺害的白色恐怖事件，事實上，當時我也是被鎮壓的對象之一。」因為這種背景，「到二十二歲為止，也是日本人」的李登輝，對日本人司馬遼太郎說：「當我想到眾多的台灣人被犧牲的二二八事件時，＂出埃及記＂就是個結論。」6.統獨根源王育德在《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提到，「在（二二八）整個過程中，台灣人十足體會到中國人的狡猾、卑鄙和殘忍……在千鈞一髮之際，使台灣人不至於對中國人完全失去信賴的是中共。」二二八當時，曾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和國民政府軍隊作戰的謝雪紅，在戰況陷於不利後，她解散部隊，和一些同志逃到香港，並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發行《新台灣叢刊》（1947年9月），1947年11月，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另一方面，出身雲林望族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等人，於1946年9月，發行《前鋒》雜誌，強烈批判陳儀，後出走上海；二二八發生後，廖氏兄弟等於1947年6月，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為擴大力量，廖文毅等移居香港，1948年2月28日與部分舊台共成員結合，並以原上海的台灣再解放聯盟為基礎，組成香港台灣再解放聯盟，由廖文毅擔任主席。1948年9月1日，香港台灣再解放聯盟以七百萬台灣人的名義，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建議台灣暫由聯合國託管，再由人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前途是隸屬於中國或獨立自主。謝雪紅和廖文毅在香港有過短暫的合作，但由於廖文毅台灣託管論及隱然獨立的主張，和謝雪紅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張的「設立聯合政府，建設獨立、和平、民主、富強與康樂的新中國」無法相容，兩方經過深談後，正式分道揚鑣。其後，隨著國共內戰的發展，三大戰役之後，中共取得決定性的勝利；1949年春天，謝雪紅應中共的邀請北上，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身分，參加中共號召的政治協商會議，從而走上中共社會主義建國行列。廖文毅則於1950年2月，東渡日本，並於同年5月，聯合當時已經倡導獨立的吳振南等少數台灣人，改組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廖文毅獲選為主席。1955年9月，海外台獨首先成立台灣臨時國民議會，推舉廖文毅為名譽議長，吳振南為議長；1956年，廖文毅等人在東京建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選出廖文毅為臨時大統領。其後，由於「臨時政府」主要成員的「戰前性」，已經出現如同許世楷（東大畢業，台獨運動領導人之一）所說的「遺物化」現象；為「彌補『臨時政府』不足之處」，1960年，王育德結合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從事「研究並發表謀求獨立的理論」；這些共同的累積，加上後來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及其論述，都對海外台獨運動以後的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引導作用。二二八事件後，部分台灣有志者，對於國民政府舊的「祖國」，徹底失望，並決然告別。其中有些人面對中共建國，投奔到新的「祖國」──社會主義中國；有些人則選擇到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謝雪紅和廖文毅是最初這兩種不同選項最具代表性人物。「投奔社會主義祖國」與「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乃成為二二八之後，部分台灣有志者以香港為轉運站，所發展出來的兩大走向。這是二二八給台灣帶來的重大後遺症，也是當今台灣統獨之爭的歷史根源。因《香港》一書而獲得日本文壇大獎「直木賞」的邱永漢，在二二八之後，也離開台灣前往香港，並參加過「台灣再解放聯盟」，他藉由小說《香港》，宣示那個世代的青年的渴望與追求：我們是愛自由而拋離故鄉的。我們是追求自由而來到這裡的。然而，我們所得到的自由是滅亡的自由、餓死的自由、自殺的自由、都是屬於沒有資格做為人類的自由。(未完待續)(中時電子報)
台灣的悲愴年代 ──從皇民化運動到二二八事件(一)
台灣的悲愴年代 ──從皇民化運動到二二八事件(二)
台灣的悲愴年代 ──從皇民化運動到二二八事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