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在1990年代初期迅速抬頭並不全是信仰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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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國族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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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在風雨中凝聚力量的方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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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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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不移的信仰卻在高加索──黑海地區形成一道道無法跨越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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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者用來圍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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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用它防禦。宗教、政治互相綁架；對領導階層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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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政治形成利益共同體，對人民來說，則是政教不分的盲目的國家主義。或許，追根究柢，對於歐／亞，基督教／伊斯蘭交界帶的這幾個國家，最挑動敏感神經的仍舊是「歐洲人，還是亞洲人」這個老問題。該怎樣分界，分界的標準在哪裡呢？如果說基督教屬於歐洲，伊斯蘭屬於亞洲，在亞美尼亞和喬治亞人的內心，這個二分法可能更簡單，也就是「基督教屬於西方白人，伊斯蘭則屬於東方有色人種」。如果說，歐洲的界線終於縱貫土耳其的勃斯普魯斯海峽，那麼，當你在伊斯坦堡穿越這個海峽，你便跨越了歐亞兩洲的邊界。這個界線若是明確的，為何比它更東邊的的亞美尼亞、喬治亞、亞塞拜然又亟欲擠身歐洲國家，甚至加入歐盟？這不是地理，而是文化、經濟、宗教的分界。喬治亞人認為自己在猶太人將耶穌釘上十字架後，留下基督教最原始的種子，亞美尼亞人認定自己是挪亞的後裔，在洪水退卻後將生命繁衍到各個角落。而將這兩個國家夾在中間的土耳其和亞塞拜然，則認定自己是最能顯現現代化的回教國家（雖然伊斯蘭在這兩個國家並非國教）。我們從亞美尼亞裔旅遊作者卡普拉尼揚（Patrick Kaplanian）寫給法國前總統席哈克的一封抗議信，便能嗅到一絲「宗教衝突」的意味。這封寫於2006年的公開信，正值土耳其意欲再次申請加入歐盟，信中指出，1915年到1918年土耳其（時為鄂圖曼帝國）屠殺亞美尼亞人的行為，與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滅族對等。他使用「殉教」（Martyr）這個帶有宗教意味的字眼來形容亞美尼亞人的犧牲，更指出土耳其與歐洲的文化差異，懇請歐盟龍頭之一的法國審慎思考。卡普阿尼揚所指的「文化差異」其實帶有「宗教差異」的暗示，試圖用宗教來做政治勸說的一堵防火牆。我們可以說，在高加索這個複雜的地區，圍堵與防堵已不囿限跨國油管與鐵路的建設，更進入宗教意識的全面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