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喊「外爭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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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懲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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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德先生」、「賽先生」的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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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後被大陸定調為「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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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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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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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像宗教界抱怨聖誕節淪為消費主義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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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像味精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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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強加諸兩岸三地的各種活動之中。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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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變成愛國愛黨、追逐光榮和夢想的旗幟；在香港，變成和諧、包容的象徵；在澳門，連青年行孝（炮製七百碗老火湯給獨居長者）、青年強身（民間乒乓球比賽）都可以和紀念五四掛勾。「五四」，可能是僅次於「愛」，當代最多歧義的單詞──它甚至越來越不像一個專有名詞了。憑藉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底蘊，澳門本應有說之不盡的談資，然而澳門中小學的近現代中國及本土歷史課程，長期處於大片留白的尷尬狀態。我們這些生於八○年代的「青年」，父母大多是大陸移民，自己親眼見試過殖民地政府的餘威和退場，從教材上學到的中國近現代史，不過是一語帶過的斷篇殘章。碎片化的歷史觀，加上高速變化的城巿景觀和社會氛圍，「以史為鑑」不是澳門的生存之道，「活在當下」，才是澳門青年的護身符和座右銘。如果一切只是特定時代的政權，對歷史有不妥或不完整的定性，那往後還有修正的希望，還有尋求真相與還原的可能；但假若青年為了自身利益，默許意義掉包，那問題就大了。二○○八年的五月四日，正值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慶之際，北大教授錢理群痛斥大陸的精英教育正在培養一批「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他眼中，這種利己主義者對他人、社會所做的一切，不過是一種期待回報的投資，這些世故老成的青年用表面看來最為合理優雅的方式，努力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然後有人跳出來駁斥，世故圓融，努力向上，不是做人的目標嗎？不是強國的手段嗎？唯利是圖的美國人不也這樣？龍應台在《百年思索》中憶述年輕時留學美國，看見美國的年輕人抬頭挺胸、昂首闊步，輕鬆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我覺得不可思議：這樣沒有歷史負擔的人類，我不曾見過。我，還有我們這一代人，心靈裡的沉重與激越，是否有一個來處？」這樣沒有歷史負擔、精緻的利己主義青年，如今在澳門隨處得見。青年理想，變成矽谷式創業的單行道；青年力量，替換為投機和賺快錢的激動；街頭抗爭，卻被全盤解讀成初生之犢被政客擺佈愚弄。即使沒有精英教育，我們在歌舞昇平的本土及中國當代史中，找不到憂患和沉重的來處，甚至連改變自身或社會的熱情也欠奉，在本來已承載了過多意涵的「五四精神」裡，無意打撈半點利他主義的碎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