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電影最具權威的「金馬獎」50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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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影人對它有不同的愛恨情仇;大陸《網易娛樂》專訪金馬影展創始人徐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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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享侯孝賢、楊德昌、李安、蔡明亮等大導演的金馬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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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砌出風華璀璨的金馬歷史。
金馬獎誕生於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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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兩岸對峙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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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鼓勵優秀國語電影和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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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聞局主辦此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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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5屆沒有入圍名單、星光大道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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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聽名稱取自「金門」、「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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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政治介入色彩嚴重,前3屆大多是台灣本土影片,慢慢有港片進入,找香港人當評審,有很長的時間由台、港影人競技,與大陸交流不密切,主要是怕衝擊台灣的電影市場。
拋開道德觀束縛
1980年,電影發展基金會附設圖書資料館館長徐立功,為了讓年輕人看到國際上的優良影片,催生了金馬國際影展,讓過去禁止在台放映的大陸、日本電影有機會被引進;早期日片不准在台灣映演,但日本統治台灣50年,老一輩對日本文化有感情,果然轟動,有許多南部人搭遊覽車北上看金馬影展,一張50元的門票被黃牛炒到200元。
早期有些左派電影不能放,徐立功認為影展應拋開道德觀束縛,即使拷貝從大陸先運到香港、再帶回台灣,有點像走私,但金馬影展從藝術角度引進這些片子,呈現老一輩人的生活,讓他們得到安慰,政府也意識到藝術不該被政治介入,逐漸開放了。當時蔡明亮還是大學生,為了看片當工讀生,幫忙賣票、剪票,只為能在場內欣賞。後來,徐立功到中影當製片,這些年輕人成了他最大的助手。
新電影浪潮壯闊
1980年代「新電影運動」興起,吳念真、朱天文、侯孝賢等人陸續入圍得獎,和香港商業片平分金馬;不過,金馬當時仍因政治和社會意識,在一些獎項、尤其是最佳劇情片留下許多瑕疵,例如1989年侯孝賢《悲情城市》獲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卻因片中有國民黨的內容,在金馬敗給港片《三個女人的故事》,氣得侯大罵「我恨它,它恨我」。
楊德昌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成本透支,差點喊卡,所幸徐立功協助調度資金,終於完成,獲得5項金馬入圍;李安也在徐的慧眼下拍了《推手》、蔡明亮拍了《青少年哪吒》,中生代的導演萬仁、柯一正分別拍了《胭脂》和《娃娃》。
藝術與商業結合
此時,台灣「新電影」導演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李安《飲食男女》、楊德昌《獨立時代》接連獲獎,香港的王家衛、陳可辛和陳果也成氣候,讓1990年的金馬獎成績單無可挑剔;後來更開放大陸片參賽,《陽光燦爛的日子》首次入圍就獲得最佳劇情片,也讓金馬獎越來越公正、開闊。
蔡明亮多次落馬,對金馬又愛又恨,曾說過永遠不再參加金馬獎,但今年作品還是來了;就像他對作品的執著,他個性天真,曾跟徐立功說:「我第一部電影有5個觀眾,第二部片就有10個、第三部就有15個…」徐打槍:「你第一部是5個,下一部可能只有3個,然後就沒了。」也因這份執著,就像他覺得李康生對他好,曾賣房子湊錢給他拍片,他就將李視為此生最大知己,每部片都是他當男主角。
過去,華語片在國際舞台發光,主要是西方仍把華語片當第三世界的電影、很稀奇;現在,華語電影已被放在同等地位競賽,或許有些人批評侯孝賢、楊德昌的作品少了商業味,但若沒有他們,電影永遠被當作純娛樂的東西,所以他們的影響力,是不容被否定的;但商業也可以和藝術成功結合,例如李安的《臥虎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