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其實就是「二二八事變」的遺產與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的神主牌。（新華社）
2月8日，
，中共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宣佈，
，大陸將舉辦一系列的活動紀念「二二八事變」70週年，
，為兩岸與台灣的藍綠統獨關係投下了一枚新的震撼彈。為什麼中共要如《環球時報》形容的那樣，
，要讓兩岸見識其紀念「二二八事變」的威力呢？中共在「二二八事變」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北京對於此一重大的歷史事件又與國民黨還有民進黨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呢？
抗戰時到大陸參加抗戰，
，組織台灣義勇隊的李友邦將軍，
，其實是最早與國民黨發生省籍衝突的本土精英，
，也是中共承認的烈士之一。 (董俊斐攝)
遠因早在光復前已種下自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
，中共始終將「二二八事變」定調為「台灣同胞反對當時國民黨當局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自治運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是台灣同胞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重要體現」。這樣的論點，自然是與民進黨，還有其他獨派團體將「二二八事變」視為台獨運動起點的論調，存在著南轅北轍的差異。不過有一點共產黨與民進黨卻存在相同的立場，那就是雙方同聲批判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施政不當，並譴責蔣中正派遣整編第21師入台鎮壓所謂「二二八起義」的決定。換言之，無論是在共產黨還是民進黨的官方論述中，陳儀與蔣中正扮演的都是「壞人」，至於起來反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國民政府的武裝民兵與知識精英都是「好人」。共產黨與民進黨對「二二八事變」解讀的唯一差異，僅在於前者是從追求兩岸統一，後者是從追求台灣獨立的角度出發而已。反而是國民黨版本的「二二八事變」史觀，才從根本上否定了台灣本土精英與武裝精英造反的正當性，進而呈現出與共產黨還有民進黨完全不一樣的觀點。那麼，共產黨介入「二二八事變」的程度究竟又有多深？想要回答這個問題，許多人會從台灣共產黨領袖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或者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裝部長張志忠組織的「台灣自治聯軍」裡尋找答案。然而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介入，或者整個「二二八事變」的種子，其實早在台灣光復以前就已經種下了。因為「二二八事變」在本質上並不是統獨衝突，但確實是省籍衝突。
台灣革命同盟會領袖李友邦組織的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在成立的過程中得到周恩來的援助，因此也遭到中共大量的滲透。(中時資料照片)
旅美大陸學者的發現一般人認為，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衝突，至少也要在台灣回歸國民政府統治才會發生。假如台灣島內沒有外省人存在，何來外省與本省的衝突？確實，這裡提到的省籍衝突，雖然涉及到了台灣的本省族群，但是最早發生的地點確實不在台灣本土，而是中華民國的戰時首都重慶。這是一場介於國民政府，還有前往大陸參加抗日運動的台籍精英之間的省籍衝突。過去在兩岸史書中提到，由謝南光、李友邦與宋斐如等台籍抗日志士成立的台灣革命同盟會，都被視為配合國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收復台澎失土的愛國團體。只是關於這個團體與國民政府的矛盾與衝突，尤其是在接收台灣路線上的矛盾與衝突，一直以來都鮮少有兩岸學者給予足夠的重視。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擔任東亞研究講座教授的大陸學者劉曉原，卻是唯一的例外。在他1996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事預則廢：中國、美國及其處理戰後日本帝國的政策》（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Empire， 1941-1945）中，劉曉原就提到了台灣革命同盟會對台灣的戰後地位存在著與國民政府不同的見解。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完全由台灣人自己當家作主，實施高度自治的台灣省政府。從他們的立場來看，台灣早在1885年就已經建省，理應在光復後恢復行省的地位。來自彰化的謝南光還進一步主張台灣不只該恢復行省，就連省長也應該要由本省人來擔任。由此可見台灣的本土意識，其實早在台灣重新納入中華民國版圖以前就已經產生。只是根據劉曉原的研究，國民政府只把台灣革命同盟會視為對日宣傳戰的一種工具，並不曾認真把他們視為一個政黨看待。陳立夫、陳果夫的愛將，考試院副院長朱家驊甚至還一度主張讓台灣重新納入福建省，讓台灣革命同盟會的領袖們非常緊張，擔心自己的利益被出賣。儘管這個極端的主張最後沒有被採用，但是蔣中正也已經做出決定，那就是叫台灣省也好，不叫台灣省也罷，這塊島嶼都必須要被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換言之，台灣必然會在光復後由外省人來掌管。1944年12月25日，國民黨成立了一個清一色由外省人主導的中央訓練團台灣幹部訓練班。這個訓練班的主要幹部，包括了後來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以及吳鐵城、陳果夫、段錫朋、張厲生與熊式輝等重量級黨國大老。劉曉原指出，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對台灣重視的程度，但是更重要的地方則是一個本省人都沒有，就連連震東與黃朝琴等忠於國民黨的半山都被排除在外。考量到國軍缺乏海上運輸能力，國民政府瞭解到沒有美國的幫助，自己是無法獨立收復台灣的。面對蘇聯的領土威脅，還有中共崛起的挑戰，蔣中正並不反對提供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領土做為戰後美國海空軍駐防的基地。這意味著國民政府不能完全忽視美國政府與軍方內部主張「託管台灣」的聲音，雙方必須在此議題上做出妥協。雙方妥協後的成果，是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名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機構。這個名稱裡面有「省」，但是又有「行政長官公署」字樣的畸形機構，是被設計用來在簽署對日和約，正式決定台澎地位以前同時代表中華民國與整個同盟國軍隊接管台灣，並且解除日軍武裝的組織。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人葛超智（George Kerr）可以中華民國民政幹事的身份，出席台北中山堂受降儀式的原因。
「二二八事變」後，逃往大陸的謝雪紅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延續戰前台籍精英與中共合作的政治遺產。
與台籍精英合作的中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象徵的，不僅是中華民國政府對台澎主權收復的不夠徹底，同時看在許多愛國的台籍精英眼中，也只是延續了過去日本殖民台灣的統治模式而已。相反的，中國共產黨出於維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早在開羅會議以前便積極聲援台灣革命同盟會的主張。1942年，位於重慶的《新華日報》便批判國民政府對台籍志士恢復台灣行省的主張反應過度遲鈍。早年中共從執行共產國際推動世界革命的角度出發，支持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建立獨立共和國的主張。不過根據劉曉原的研究，中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依據自己實力的強弱，對台灣的主權提出不一樣的主張。伴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還有毛澤東在黨內地位的日益穩固，中共的對台立場逐漸往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靠攏，主張台灣在戰後回歸中國。也因為中共1927年就推動台灣共產黨成立的原因，包括李友邦、謝南光與宋斐如在內的台灣革命同盟會領袖，很早就已經是延安的同路人。其中由李友邦成立，隸屬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台灣義勇隊就得到過來自周恩來的協助。所以在瞭解到重慶內部出現「省籍摩擦」的狀況後，以推翻國民政府為終極目標的中國共產黨理所當然的與台籍抗日志士站到了一起。此刻中共不僅主張收復台灣，而且還十分擔心台灣在未來成為美軍用來圍堵中國的前進基地。因此當美國《時代》（Time）、《生活》（Life）與《幸福》（Fortunate）雜誌在1942年8月聯手提出戰後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的主張時，中共的反彈比國民政府本身都還要激烈。李友邦更發表了一篇名為《滿佈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的文章，配合延安駁斥美國託管派的論述。而在中共的歷史論述中，羅斯福總統最終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同意將台灣與澎湖歸還給中華民國，就是因為蔣中正在政治上得到了中國共產黨與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支持才壓制住了託管派的氣焰。所以在面對台灣建省與自治的議題上，中國共產黨也是全力聲援這一批在國民政府裡服務的第一代台灣本土勢力。此種獨特的合作關係，自然是強化了國民政府對台灣人的提防與打壓。因此劉曉原表示，本來在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軍中都有一定地位與影響力的李友邦，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拔掉了所有重要的頭銜。他不僅不被允許參加日軍在台灣的受降儀式，而且就連在1945年12月返回台灣以後，也只能擔任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支團部主任，無緣參加行政長官公署的工作。謝南光則被派到日本，擔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經濟組副組長，沒有回到台灣服務。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謝雪紅（左後方）獲邀出席大典。（徐宗懋提供）
省籍衝突的擴大由此可見，代表國民政府接收與管理台灣的陳儀，同背後有中共支持的台籍精英，早在抗戰尚未勝利前就已經成為死對頭。從頭到尾，李友邦、謝南光與宋斐如都沒有提出過台灣獨立的訴求。他們只要求中央政府給台灣建省與自治的權利，這意味「二二八事變」本質上與統獨問題無關。因為如果真要比較，行政長官公署在設計上可能還更有迎合託管派的味道。然而因為各種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尤其是這些台籍志士與共產黨走的實在是太過於接近的關係，他們的訴求最終沒有為國民政府採納，成為了接下來「二二八事變」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對國民政府的厭惡，也可能是接到了來自延安的任務，李友邦暗中允許台共黨員加入他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到事變爆發以後，這些具有台共黨員身份的三青團成員成為了反對陳儀的主要力量。唯一進入行政長官公署工作，擔任教育處副處長的前台灣革命同盟會領袖宋斐如，也在台北創辦了左翼色彩濃厚的《人民導報》。由於公然提倡國共和談違反當局禁忌的原因，宋斐如被迫辭去教育處副處長的職務。宋斐如在「二二八事變」期間沒有做出任何過激的行動，也沒有參加處理委員會，但是仍舊因為親共言論在整編第21師登陸後被逮捕，並且慘遭殺害。李友邦本人沒有親自參與「二二八事變」，但是無論是在台中的謝雪紅還是在嘉義的張志忠，都依靠他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來招兵買馬。張志忠指揮的武裝部隊，更是直接打出了台灣自治聯軍的旗號，以響應過去台灣革命同盟會在大陸打出的「自治」口號。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無法直接指揮兩支部隊的行動，但是仍透過廣播給予了他們精神上的支持。後來謝雪紅的台灣民主聯軍與張志忠的台灣自治聯軍合流，組成了台灣民主自治聯軍，也使參與「二二八事變」的武裝民兵有了更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在國共內戰期間與國軍大打出手的解放軍部隊，沒有一個不是如同台灣民主自治聯軍一樣，是先以半獨立的地方民團武裝起家，再不斷擊潰與收編其他武裝勢力以後再慢慢發展成正規軍的。若「二二八事變」是以台灣民主自治聯軍戰勝國軍為結局，意味的不是台灣的獨立建國，而是台灣的提早「解放」。如同內戰期間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野戰軍的東北民主聯軍，台灣民主自治聯軍也很可能搖身一變直接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5野戰軍，就地配合北京中央掃蕩國民黨與地方仕紳在島內的殘餘實力，絕對不是憑空想像的劇情。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變」背後有美國策動台灣脫離中國的陰謀。然而假若美國當時真有心支持台灣獨立，一開始就不會派軍艦協助國軍接收台灣。擔任美國駐台北副領事的葛超智，雖不斷要求華府介入「二二八事變」，但卻沒有通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那一關。許多參與「二二八事變」的知識份子，才在兩個月前參加過台北街頭的反美示威運動，因此他們也不可能接受美國的援助。還有人認為「二二八事變」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鬥爭的延續。然而直到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署前，日本本土仍處於盟軍佔領狀態。就連謝南光所服務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也是日本的佔領國之一。在連獨立的政府都沒有的情況下，東京是要如何策動「二二八事變」？是要如何用這場地方性的民變來翻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確實有不少台籍日本兵加入了台灣民主自治聯軍，然而林彪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也同樣吸收了大量的前滿洲國軍，甚至於關東軍技術人員，但是沒有人會認為中共在東北的軍事行動是中日民族鬥爭的延續吧？假若國軍鎮壓「二二八事變」失敗，台灣唯一能預期的結果，就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這也是為什麼中共是站在台灣人，而不是國民黨的立場紀念「二二八事變」的原因。
「二二八起義」是中共永遠不會放棄紀念的神祖牌，圖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紀念「二二八起義」59周年的情況。當時是陳水扁執政搞台獨的高峰期，紀念規模有明顯縮水，而且內容還以批判民進黨政府居多。（中新社）
持續不斷的統戰伴隨著「二二八事變」的結束，戰前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左派精英與國民政府正式決裂。李友邦因為三青團介入事變而一度遭到陳儀下令逮捕，不過在其外省籍妻子嚴秀峰請出蔣經國介入後獲釋。不過到了1952年，李友邦終究還是因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可疑身份，逃不掉遭蔣中正親自下令槍斃的命運。嚴秀峰也被投入大牢，關押了整整長達15年的時間。謝南光因為在日本工作逃過了一劫，但是他也因為「二二八事變」而就此與國民黨走向對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是受北京委託出任中日友好協會理事，接著又回到大陸擔任政協委員。逃往香港的謝雪紅，則是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配合中共「解放台灣」的政治攻勢。這個後來成為北京「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花瓶黨，從命名上來看就是為了要傳承台灣民主自治聯軍的精神。發生了「二二八事變」以後，國民政府認知到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安排有重大問題，於是在1947年4月份將其撤銷，另外成立了台灣省政府，並派魏道明擔任省主席一職。因為「二二八事變」而失勢的陳儀，最後居然也諷刺地成為了中共統戰與拉攏的對象。最終他因為試圖策動義子湯恩伯投共失敗被捕，於1950年在台北被槍決，下場實在是沒有比老對手宋斐如、李友邦好到哪去。「二二八事變」雖然被成功壓制了，但是國民政府也體會到了台灣人追求自治的決心。自1950年開始，播遷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推動地方自治，並允許台灣人民以選票選出自己心目中的縣市長。儘管總統、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等中央級官員的選舉尚未產生，且台澎金馬地區也還壟罩在戒嚴的白色恐怖陰影中，但是早年台籍人士追求「自治」的願望，還是被實現了一半。自兩岸分治以來，「二二八事變」便不只是中共用來統戰台灣本省籍反對人士的工具，同時也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神主牌之一。中共始終把「二二八事變」定位為中國人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地位難以撼動。只是在民進黨崛起後，獨派人士擅於利用「二二八事變」在台灣煽動統獨與省籍衝突，讓中共從「反獨促統」的角度出發，會選擇性降低紀念「二二八事變」的聲調。甚至在有必要的時候，中共還會請出陳儀留在大陸的部屬與後人來壓制獨派的「二二八事變」史觀，順道爭取外省籍統派人士對自己的好感。不過「二二八事變」終究是北京的神主牌，中共支持台籍精英對抗國民黨的傳統也早在台灣光復以前就已經開始。想要北京來一個歷史觀大轉彎，完全迎合國民黨與外省人的觀點去解讀「二二八事變」，恐怕不切實際。更重要的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目前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聲勢並沒有隨著蔡英文政府一系列施政上的失敗而提高。一旦國民黨或者其他泛藍黨派無法或者無心滿足中共「反獨促統」的政策，那麼北京在「二二八事變」的解讀方面配合藍軍的可能性只會更低。以更高調的方式紀念「二二八事變」，爭取本土勢力對自己的認可，可能是中共更明智的選擇。(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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