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你是支持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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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認同去年太陽花學運人士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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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承認：社會已經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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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幅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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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超過了我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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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經進入一個新的世代。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表達對抗政府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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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台灣所獨有。今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就有學生占領學校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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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校方商業化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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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學生抗議行動屢見不鮮。一股來自基層、挑戰權威中心、質疑政商結構的力量，似乎已經在全世界普遍發酵。放大格局來看，更早之前的2011年，美國紐約已經有社運人士發動占領華爾街運動，運動的廣度席捲了世界，批判的深度更觸及階級意識，企圖推翻民主國家中的政府與財團緊密結合、社會貧富差距漸趨惡化的全球資本主義舊秩序。在封建年代，這類抗爭行為幾乎等於掀起革命，所幸在公職人員定期改選與政權輪替穩固化的民主社會，權力競逐的遊戲規則早已不同。一方面，主權在民，公民對抗政府的成本與風險都大幅減低，對抗政府的公民不僅不需要像封建社會中被判處極罪，甚至只要響應者眾，在民主國家中就自然取得了正當性與合理性，可以豁免罪責。另一方面，民主機制的運作方式，包括民代能介入與改選的期待，都讓抗爭與被抗爭的雙方更容易獲得彼此勉強接受的妥協方案。一波接一波的社會抗爭運動，儘管都因為獲得了階段性的成果而暫時沉潛，但是問題的本質卻沒有真正解決，未來隨時可能再度引爆。我們該如何看待從草根而起的巨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秩序下的財富分配，已難逃不公不義的罵名，必須改革，但如何改革卻牽涉萬端，絕不是三言兩語所能交代。其中政府的決策體制及品質，如何結合草根社會運動，其實是可以思考、行動的重點。從這一波社會抗爭運動的共通點可以看出，政治與社會體制的合理性已經受到質疑，現行決策機制的遊戲規則所標榜的程序正義，已經不足以化解來自草根基層的憤怨與對立。因此，被抗爭的一方往往強調決策符合民主程序，抗爭的一方卻不信任傳統代議決策模式，因為草根階層根本無法真正參與。過去因為技術限制，直接民主有其困難，公民對於公共政策內涵的了解管道也相當有限，隨著新媒體科技到來，似乎已經為政治體制的轉型注入了一股改變的活水。網路討論使得公共領域得以遍地實現，而草根公民對於公共決策的參與動機，也呼應了美國社群主義思潮的趨勢。未來的公共決策必須更加開放，同時密切與公民社會互動。回歸來看，主要的公共決策本來就應該回應公民社會的需求，一旦遭遇質疑，更必須深入草根溝通，才能獲得決策的正當性。具體作法，在政府端應該引入網路民主來設定政策議題，並且透過開放政府增加決策的透明度。坦白說，政府近日舉辦一些強調重視青年或網路意見，甚至做秀式邀請「婉君」大咖露臉的膚淺公關活動，卻不見提出可行的行動方案。開放公民社會進入公共決策，其實是決策模式的革命，推動的困難不只在政府端，更在社會端，因為：一、公民容易選擇立場，未必有時間、意願深入了解議題。二、優質的公民社會決策固然要反映草根需求，但是仍然必須尊重專業意見，如何平衡？三、草根不是草莽，良好的公民社會既然批判金權、以人為本，當然要秉持人本主義，尊重不同意見、杜絕思想霸凌，從下而上，但絕不淪為謾罵與指責，才能產生具有建設性的共識。開放的公共決策應該是全面性、有系統的推動，以柯文哲檢討弊案為例，只指定特定民間人士進入廉政委員會，卻不肯擴大委員代表性，讓所有願意監督的公民與團體都能參與。政府可以先組成開放公共決策委員會，制定出參與方法來全面落實，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依據申請訴求與具體主張的成熟度，將其納入各層級的決策機制。未來更應該立法落實此一精神，讓各項重大建設的推動到驗收，公民與團體都可以參與，一方面增加決策的正當性與透明度，另一方面引導公民自發性針對不同政策組成多元、專業而且持續進步的監督團體，從而提升公民社會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