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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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這個總統與行政院長分工不明、立法院大老關說司法不能追究、少數派持續杯葛多數而習以為常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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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體制是什麼都談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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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有所謂否決體制的問題？當人人都引經據典來指控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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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輪到自己時卻總是不能身體力行；人人都如數家珍暢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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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碰到霸凌場合卻總忍不住上前踢一腳；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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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否決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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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否決別人有資格跟我一起參與體制。回顧來看，在若干重大公共政策的爭議中，造成難以決策的其實不是體制，而是立場的對立。一些投入抗議的政治人物或公民往往不是真的針對政策本身，而是針對特定的對象，儘管他們在訴求中經常說得完全對事不對人。華人的社會往往是孔子所不取的「以人廢言、以言廢人」的社會，這種社會，就是一種「否決異己」的體系，對於敵對立場者（也就是異己）所主張的政策，必然窮盡一切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辦法來抵制或打擊，但是一旦剷除了異己之後，同樣的政策，在同樣的體制之下，其實還是可以推動的。類似案例，在不同政黨執政的時空下可以找到許多，不及備載。這麼說起來，即使否決體制真的存在，但是真正的深層問題其實是否決異己而不是否決體制。就此而論，即使台灣真的如同福山所建議的修改了體制，只怕在否決異己的心態之下，重大政策難以推動的情況依然還會存在。比過半數多一票不是問題，超過三分之二也許也不是問題，問題是這股不能容忍異己的心態。民主ABC講的是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可是當社會開始習慣於否決異己，那就只剩下立場，不管多數，更遑論少數了。台灣許多重大政策無法通過，其實不是否決體制的問題，而是否決異己與否決民主的問題。（作者石之瑜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賴祥蔚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教授），